中国银行业历史上曾因国有企业大规模破产导致不良资产率高达39%,资本金严重不足。为解决这一问题,财政部通过账面价值收购银行不良资产,资金来源涉及央行债务工具,本质是通过货币增发实现资产置换。这一操作虽缓解了银行危机,但导致全社会通胀压力,实质由公众承担了银行风险。
金融体系与政治权力密切相关,国家可通过印钞权直接干预经济。美国凭借全球货币霸权无限印钞化解债务,而中国国有银行由国家信用兜底,如河南村镇银行事件中政府直接承担储户损失,银行破产风险被系统性排除。两国机制差异源于政权对金融安全的掌控能力。
关于银行财务数据真实性,不良资产认定标准存在主观性。经济下行期,银行为避免评级下降和融资困难,可能放宽不良资产认定尺度,但此举属于业务模式下的缓释手段,并非财务造假。国有银行管理层缺乏造假动机,因薪酬与业绩脱钩,且造假面临法律风险,更多通过政策协调实现风险缓释。
美国银行破产机制依赖股东资本金,政府不介入救助(如雷曼案例),而中国银行体系与国家信用深度绑定,资本金并非核心约束。这种差异体现了政权性质对金融稳定性的根本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