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与马斯克的政治联盟因大而美法案的减税争议走向破裂。该法案计划十年内削减4万亿美元富人税,同时缩减食品券、航天预算等社会福利,导致马斯克的特斯拉股价暴跌。两人分歧源于政策利益冲突,包括新能源汽车补贴向传统车企倾斜、人事任命权争夺及移民政策对立,最终演变为权力博弈的公开化对抗。
美国政治生态呈现资本与权力的深度绑定。硅谷新右翼代表彼得蒂尔推动技术独裁理念,试图通过精英主义重构社会秩序。马斯克曾试图效仿中国高效治理模式,但受制于美国官僚体系与工会阻力,其科技理想主义在华盛顿政治漩涡中屡屡碰壁,最终沦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特朗普二度执政后转向民族国家治理模式,通过清理共和党建制派巩固MAGA基本盘。大而美法案暴露其政治策略本质是维系富豪阶层的制胜联盟,而非解决美国结构性矛盾。这种政策导向加速了美国从文明型国家向庸俗化民族国家的降格,削弱了其全球意识形态号召力。
中美在技术发展路径上形成鲜明对比。马斯克在上海超级工厂的成功使其误判美国政治改革空间,而民主党与共和党传统利益集团的固化格局导致新兴资本难以突破。美国政治庸俗化趋势与中国的国家目标导向形成反差,反映出不同文明形态对技术创新接纳度的根本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