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化”并非绝对概念,而是通过比较显现。现代人常以清洁程度评判他人品行,但过度依赖化妆品、消毒工具等反而暴露对“龌龊”的畏惧,这种对清洁的偏执可能成为人类退化的标志。相较于欧洲人依赖奢华生活,中国农夫适应低矮居所和天然环境,展现出更顽强的自然生存能力。
体格与品行的健全性无法仅凭外表判断。动物进化中,敏感器官与特殊技能并非壮健的象征,人类同理。生存优势取决于工作能力、享乐方式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中国人因长期适应强调忍耐的社会文化环境,逐渐丧失了原始森林祖先的冒险与进攻性智力体力特征,转而沿和平路径发展技术,如发明炸药用于庆典而非战争。
中国政治生态中,“政治病”成为官僚逃避责任的惯用借口,如称病辞职或推诿事务。多数领袖登台后停止学习与写作,仅以文雅短篇充数,鲜有深刻思想成果。这种现象折射出文化环境对进取精神的消磨,也印证了体力与智力退化的隐性影响。
东西方行为差异进一步凸显退化问题:欧洲人急躁好动,中国人舒缓迂缓。这种矛盾在合作中表现为互不适应。尽管存在如蒋、宋等具备坚定意志的例外,但整体上,轻视体力奋斗、追求安逸文明生活的倾向,导致城市阶层普遍出现体格衰颓,如佝偻肩与无神目光等退化表征。
最终,少数如司马迁、顾炎武的著作成为文化遗存,证明真正的生命力源于不屈精神而非表面文明。两千年的科层制度虽塑造了特定文化成果,却也压抑了民族的原始创造力与生存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