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通过朝贡体系确立“天下中心”地位,以厚往薄来的方式维系国际秩序。朱元璋将朝贡制度化,规定各国朝贡频率和文书格式,如日本被限制十年一贡。土木堡之变揭示了朝贡贸易的脆弱性:蒙古因绸缎赏赐削减而发动战争,暴露朝贡体系对贸易失衡的敏感。这种以面子为核心的外交模式,导致明廷在应对葡萄牙、西班牙等新兴海洋势力时陷入被动。
朱元璋实施海禁政策,压制民间海洋活动以巩固大陆战略。官方垄断贸易的尝试通过郑和下西洋实现,但其耗费巨大且技术落后于欧洲,最终被放弃。海禁反而催生了走私贸易,东南沿海望族通过棉布、瓷器贸易积累财富,江南地区因白银流入形成繁荣经济。然而,这种繁荣未能转化为技术革新,民间财富常被官方掠夺,形成“繁荣中的失落”。
嘉靖大倭寇本质是海禁政策失效的产物。中日朝贡贸易矛盾、火器技术传播及国际海盗集团形成,加剧了沿海冲突。日本丰臣秀吉的扩张野心与葡萄牙殖民势力的介入,凸显明廷对全球化浪潮的认知滞后。隆庆开海虽短暂开放月港贸易,但未能建立系统性海洋战略,仍延续朝贡思维应对新挑战。
海外白银流入支撑了晚明江南手工业繁荣,却加剧了权力与经济的脱节。白银集中于民间富商,但缺乏政治话语权;官方通过矿税使横征暴敛,导致“输血、抽血、放血”三重经济危机。小冰河期灾害与军事开支激增叠加,最终使朝贡体系和大陆战略在全球化冲击下崩溃。这一过程揭示了明代未能将贸易优势转化为制度创新的深层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