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庄公在商议朝见周天子时,得知魏桓公去世、公子周墟继位,怀疑其弑君篡位。周墟因不满兄长魏桓公懦弱,借送行宴设伏弑君,并联合心腹时厚谎称国君病逝。为转移国内矛盾,周墟与时厚策划联合宋、鲁、陈、蔡四国攻打郑国,借口郑庄公不孝不悌。郑庄公识破其政治策略,分化联军:通过让宋国处理公子权问题,瓦解宋军;陈、蔡、鲁三国随之退兵,最终仅剩魏国孤军,郑国以战术退让保全实力。
石雀作为魏国元老,面对儿子时厚参与弑君,坚持大义灭亲原则。他联合陈国设局擒获周墟与时厚,并拒绝群臣求情,派家臣处决二人。此举虽被史家推崇为“大义灭亲”,但也引发争议:家天下统治模式下,亲亲与法治的冲突凸显儒家思想的双重标准,即“君君臣臣”与血缘伦理的矛盾。
事件折射出古代法律公正的局限性。石雀的抉择表面上维护了法律公正,实则暴露了统治者通过严惩乱臣强化权威的意图。而周墟以战争转移矛盾、郑庄公伐交伐谋的策略,均体现了政治家利用权术巩固统治的共性。最终,魏国另立新君卫宣公,向郑国求和,乱局暂平,但权谋与伦理的博弈仍为历史留下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