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00年,晋襄公在朝堂上与众臣商议是否重用贤士郤缺。廷尉以郤缺之父郤芮为乱臣为由坚决反对,称“贼子不可为官”,晋襄公暗自认同,却未表露。此时,晋国功臣胥臣出列谏言,引用大禹之父鲧受罚而舜仍用禹治水的典故,提出“荐贤不避罪臣之后”的观点,强调君主应“礼贤下士广纳贤才”。
晋襄公担忧郤缺心怀怨恨,胥臣则以齐桓公重用管仲成就霸业为例,主张“内不避亲外不避仇”的用人之道。他进一步描述郤缺夫妇“相敬如宾”的德行,称其具备治理百姓的仁义之才。晋襄公终被说服,承认自己险些因偏见错失良才,遂任命郤缺为夏军大夫,并赏赐胥臣封地。郤缺上任后不负众望,为晋国强盛立下功绩。
此事件凸显晋襄公纳谏任贤能的胸襟,亦展现胥臣以史为鉴、据理苦谏的谋士风范。通过打破“罪臣之后不可重用”的世俗偏见,晋国得以吸纳贤才,为日后崛起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