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在担任外交官期间展现出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其外交策略分析显示他对英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演变有深刻理解。他观察到英国自1870年起逐渐放弃帕默斯顿外交传统,转而采取软弱无力的贸易主义新理论,导致英国在华影响力衰退。科布登主义的国际影响使英国政策在条约权利争议焦点上摇摆不定,既无法有效维护自身利益,又难以应对其他列强对中国的侵犯。
李鸿章通过烟台条约签订背景等事件,意识到英国政府因政党机器运作而显露出决策虚弱性,将英国视为“小店店主”式的贸易利益维护者。尽管他误判了英国民众与政府的区别,但两国关系尚处缓和期,未因此产生严重后果。其外交策略始终围绕晚清政治系统变革展开,强调以实力威慑为原则,对不愿使用武力的国家持轻视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虽批判英国对华贸易政策的矛盾性,却对部分英国官员的品格表示钦佩,并与之建立私交。这反映了晚清外交政策演变中实用主义与价值观的复杂交织,而自由贸易扩张影响下的中英外交关系变迁,也深刻塑造了李鸿章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与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