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对王羲之书法成就的评价呈现多元视角。梁武帝在《古今书人尤列平》中提出“书字势雄毅”的历史评价,强调其笔法的刚健与气势,为后世提供了早期权威观点。唐太宗则通过推崇王羲之,将其推至“书圣”地位,并以“静善静美”书法标准盛赞其作品,认为其成就超越古今篆隶经典,最终将《兰亭序》随葬昭陵,进一步巩固了王羲之的至高地位。
元代赵孟頫从艺术本源角度分析,提出“雄秀之气天然来源”的论断,认为王羲之的书法造诣源于自然天赋,而非后天模仿,这一观点揭示了其艺术风格的独特性。然而,历史评价并非全然正面。韩愈在《石鼓歌》中以“负面评价王羲之书法”直言其书风流俗媚弱,而明代徐渭基于自身书法改革实践,批评王羲之在唐以前“未足称奇”,反映出艺术创新者对传统权威的反思。
不同历史人物的评价交织,既凸显王羲之在书法史上的核心地位,也展现了艺术标准的时代演变与争议性。从梁武帝书法评论到徐渭书法改革评价,这些观点共同构建了王羲之艺术价值的复杂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