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侵华战争民众支持在日本社会形成极端集体狂热。昭和烈女井上千代子因鼓励丈夫参军而自杀的事件被奉为“爱国典范”,其丈夫随后成为侵华战争中最凶残的指挥官之一。类似案例中,士兵东十郎的母亲以“军国之母”身份逼迫儿子参战,甚至要求其战败后自杀,反映出军国主义教育洗脑对普通家庭的渗透。
日本女性不仅是战争后勤保障生产的核心力量,还通过慰安工作效忠国家。中村英子等女性在丈夫战死后,主动携女前往中国前线“慰安”士兵,成为“军国之母”群体的缩影。这种集体行为被军国主义宣传为“报效国家的崇高理想”,进一步加剧战争狂热民族癫狂。
社会各阶层均被卷入战争机器:农民节衣缩食捐钱造武器,僧侣捐献寺庙金属制造武器,儿童接受军事训练替代文化课。南京大屠杀罪行参与者东十郎的日记揭示,士兵在家庭和社会压力下被迫泯灭人性。
战败后果日本惨状彻底暴露战争代价:士兵归国后目睹家园破败,亲人离散,而高层战犯却与占领军谈笑风生。战前宣扬的“原子弹下无冤魂言论”与战后现实形成强烈反差,印证塞尔维亚谚语所述——战争代价最终由普通民众承担,权贵阶层仍掌握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