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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政治格局与现代国际政治存在历史重演的特征。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间通过礼法规范和平与战争行为，类似现代国际法历史演变中的约束机制。例如宋襄公遵循“不重伤、不擒二毛”的战争礼法，体现了古代国际法约束的实践，但其失效也预示了战国时期兼并战争的加剧。
秦朝统一标志着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但此前孟子已提出“定于一”的儒家修身治国理念，强调非武力统一的思想基础。秦以法家手段实现统一后，汉代延续集权制度，并通过董仲舒的天人互动哲学理论，将儒家思想与阴阳五行哲学融合，构建“天人合一”的政治理论体系。
《大学》提出“三纲领八条目”的儒家修身治国理念，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核心纲领，强调从个人修身到平天下的递进逻辑。这一体系成为儒家思想核心纲领，主张通过格物致知实现社会责任的终极目标。
战国至汉初，折中主义思潮盛行。荀子批评各家学派偏执一端，庄子《天下》篇提出“内圣外王”的道术观，认为儒道互补才能构成完整真理。司马谈、刘歆等学者进一步推动战国折中哲学思潮，试图调和百家学说以服务政治统一需求。
董仲舒结合阴阳家宇宙观与儒家伦理，形成“天人感应”理论体系。其阴阳五行哲学融合为汉朝“罢黜百家”提供依据，确立儒家经典为统治思想，并通过科举制度巩固儒家修身治国理念，深刻影响后世政治与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