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提高打工人收入，先得让农民富起来？最穷地方决定了最富城市的收入

分析打工人收入差异的核心原因，并非企业分配制度或工会力量，而是劳动力市场的底部水平，由农民收入决定。由于劳动力可在全国自由流动，种地收入远低于城市务工收入，推动大量农民进城，造成劳动力供给过剩，拉低了城市打工人收入下限。香港限制劳动力流入，外卖员工资高于放开人口流动的深圳，采茶工、种地的低收入案例，也佐证了这一逻辑。限制人口流动会推高城市生活成本，并非可行方案，真正可行的路径是提高农民生产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套利空间，单纯提高城市最低工资无法真正提薪。
提高农民收入不能依靠单纯发钱，需分三步推进。第一步是组建农民合作社，将分散农户组织起来，通过订单农业提前分散市场风险，压低成本、对抗风险。第二步是打造地理标识农产品品牌，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同时开展深加工扩大利润空间。第三步是补上农村社保短板，通过划转国有资本收益充实社保基金，逐步提高农村养老金标准，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
城市打工人收入的下限由农村农业产出托底，只要种地收入偏低，进城务工的劳动力供给就会持续压制城市工资水平。提高农民收入是对市场逻辑的理性纠偏，当低收入群体收入提升后，城市打工人收入才能真正提高，实现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