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零九后成长于上升时代,成长阶段有着清晰可验证的发展路径,读书、工作、买房、成家都能给人带来真实回报,由此形成了正确人生的共识,即沿着标准答案前行就能获得理想生活。
这套正确人生配套了完整的社会评价系统,人生好坏由外部指标确认,要求人活得符合他人对“好”的定义,八零九零后长期在这套系统里做选择,养成了自我压缩的习惯,将自我感受和需求排在所有责任、角色之后,形成了自我延期机制,将叛逆一再推迟,直到自己进入承担房贷、养老、育儿压力的中年阶段。
进入中年后,八零九零后发现支撑自己的忍耐换补偿的契约发生松动,努力、责任与回报之间的确定性消失,即便完成了所有正确路径,自己也始终排在生活最后,由此催生了迟到叛逆。
这场迟到叛逆是轻叛逆,属于低成本的自我校正,没有推翻原有生活、逃离现有责任,只是在承担所有既定角色的前提下,给自我留出位置,刺破了持续多年的角色化人生,完成了一代人的自我校准:人不能只作为角色活着,也要作为具体的人存在,不能只为了活得“对”,而忘了活得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