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真相的群众”，现在可能知道得太多了

一项覆盖37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显示，多数受访者认为互联网既让人们更了解时事，也让虚假信息操纵更易发生。现代人获取的信息多经过整理，社会分工下，人们必须依赖专业主体提供的信息间接认知世界。沃尔特李普曼提出的拟态环境理论指出，真实世界复杂多变，人们只能借助经过简化的世界行动图景开展行动，这一理论解释了当代人的认知处境。
信息爆炸时代，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信息筛选不可避免。从印刷术时代到互联网时代，媒介技术的发展不断打破旧的传播门槛，也始终没有消灭守门人，只是推动信息筛选权重新分配，筛选权从传统编辑、出版方逐步转移到搜索引擎，最终来到社交媒体平台。
在社交媒体时代，算法推荐实现了个性化私人信息流推送，依据用户行为偏好不断调整推荐内容，形成人与算法互相塑造的循环，放大了用户的确认偏误；同时点赞、热榜等社会信号也会进一步影响用户判断。即使所有推送信息都为真，也可以通过选择性推送塑造失真的认知，根据可得性启发理论，人们会高估易忆事件发生概率，反复推送某类真实信息，就会让用户对整体环境产生错误判断。筛选的影响力往往隐藏在未被展示的内容中，用户很难察觉自身错过的信息。
当代认知自由不要求人们亲自验证所有信息，而是要保留二阶信息筛选选择权，即用户能够自主决定由谁来为自己筛选信息。实现认知自由，需要保障用户拥有认知主权，核心是用户可以更换信息获取入口，这需要保持信息来源的多元化，开放筛选规则的解释权，降低更换信息入口的成本。未来生成式AI发展后，信息筛选会更深地隐藏在AI给出的答案中，筛选规则和材料选择的问题会更加突出。
技术同时扩大了人们接触世界的能力和分配注意力的能力，更加知情和更容易被操纵可以同时成立，认知自由不需要未经加工的信息，核心是保留追问筛选逻辑、更换筛选主体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