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工钟红所在的工厂存在严重职业健康隐患。工人长期接触有毒化学药品三氯乙烯,但工厂提供的薄手套无法有效防护,导致皮肤敏感甚至中毒。每日九小时高强度工作叠加频繁加班,部分女工出现月经失调和车间昏倒现象,凸显低工资高强度劳动对身体的摧残。
语言文化差异加剧了工人与管理层的矛盾。粤语歧视使外省女工常遭辱骂,钟红为摆脱歧视报名晚间自学课程班,学习文学以寻求职业转型。她意识到工厂劳动合同缺失导致权益无保障,临时工制度更暴露用工随意性。
钟红联合工友发起集体权益争取行动。针对宿舍无热水器和电话的困境,她们起草联名信要求改善,最终厂方妥协安装热水器但回避电话需求。第二次行动中,工人需满足苛刻的宿舍电话安装条件,钟红克服误解完成千人签名,却遭厂方污名化为“搞事分子”。
尽管挫折重重,钟红仍坚持通过工人晚间自学课程提升自我价值。她对重复性流水线工作产生质疑,认为女工集体权益争取不仅关乎生存条件,更是对劳动者社会价值的证明。厂方对电话安装需求的冷漠态度,折射出资本与劳工地位的极度不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