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登基后,试图通过赦免官吏、推行新政以收买人心,并重用桑维翰辅佐改革,强调农业与军事并重。然而,其向契丹称臣的决策成为关键转折:他割让幽云十六州,每年进贡三十万匹布帛,导致北方边防空虚,中原尊严受损,民心逐渐流失。
天雄军节度使范廷光于渭州叛乱,石敬瑭派张纯斌镇压,却引发其子被杀。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因不满契丹压迫起兵反抗,虽被平定,但内乱频发令石敬瑭陷入困境。桑维翰提出“七不可”奏章,力主维持与契丹关系,最终打消石敬瑭绝交念头。
石敬瑭晚年统治腐败加剧,转而宠信宦官,奢靡无度,朝政混乱。面对太原刘知远势力崛起,他无力应对契丹与内忧的双重压力,最终郁郁而终。其一生试图励精图治,却因割地称臣、失节于契丹,成为后世争议的屈辱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