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孟浩然：由隐入仕隐而不仕皆从容 盛世的隐士才幸福（上）

盛唐时期，孟浩然凭借家产支撑，选择长期隐居鹿门山，成为隐逸文化的代表人物。他的隐逸人生与同时代诗人王维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因家贫被迫入仕谋生。孟浩然早年虽以隐居为主，但其才华与时代背景暗示他可能怀有仕途抱负，其选择或受陶渊明“猛志逸四海”精神影响，试图通过隐逸积累声望，探索由隐入仕的路径。
唐代隐士群体可分为三类：由仕而隐者如贺知章，在功成名后退居山林；由隐入仕者如诸葛亮，以隐逸为跳板实现政治抱负；隐而不仕者如孙思邈，坚守个人追求拒绝朝廷征聘。两唐书《隐逸传》记载，唐代官方认可的隐士达32人，其中过半接受过朝廷征聘，反映隐逸文化与政治间的紧密关联。
唐朝皇帝对隐士群体尤为重视，通过征聘制度吸纳人才。孟浩然的隐逸选择既受盛唐隐士群体风气驱动，也因朝廷对隐士的推崇而强化。这种社会环境使得隐逸不仅是个人志趣，更成为实现社会价值的重要途径，隐而不仕与由隐入仕的选择皆被时代包容，共同构成唐代多元的文化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