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时期,国共日伪围绕货币体系展开激烈对抗。根据地如晋察冀、晋冀鲁豫等地通过严控生产、发行边币(如大江银行货币)抵御日伪货币渗透,但仍有苏南严府银行因假钞损失惨重。北海银行因田行长叛逃及日军假钞骗购粮食事件暴露漏洞,凸显根据地货币防伪管理的挑战。
日伪通过汪伪政权四大货币(联银券、冀东券等)及杂票扰乱金融市场。伪满洲中央银行发行黏土货币替代金属币,超发136倍致东北物价上涨120倍,百姓财富被剥夺99%。日军强制征用东北物资,甚至将金属制品熔为军火原料,加剧民生凋敝。
1943年,中美英联合启动日元仿制计划,但因印钞纸成分(三桠皮纤维)及油墨技术难题未能突破,转而集中仿制中储券等伪币。美军后期投放400吨扣押真钞扰乱日本经济,代号“向日葵”。同期,纳粹“伯恩哈德计划”致英镑伪钞泛滥,苏联假马克重创德国经济。
日军“东户佐山计划”投放30亿伪法币,但重庆政府超发5569亿法币稀释其影响。汪伪中储券超发4.6万亿,致沦陷区物价涨至战前4300倍。战后国府以极低汇率回收伪币(如联银券兑法币仅0.02),民众存款化为废纸,朱安等案例反映民生困境。
八年抗战导致中国金融损失62.5亿美元(1945年币值),法币体系虽挺过战争,却因内战超发彻底崩溃。1935年币制改革虽存主权让渡争议,但为抗战经济提供基础。现代地缘冲突(如俄乌、委内瑞拉)仍可从中汲取混合战经验,凸显金融战的长期战略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