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4 李宏伟｜三本书标识的旅程

大家好。我要分享的故事是“三本书标识的旅程”，我是一个活动半径很短的人，常年局限在五十公里范围内，偶然的旅行总是带着观光性质，除了照片和记忆碎片，并没有留下别的什么。前一段时间，步入不惑之年，忽然就想起陶渊明的两句诗：“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有点感慨，也有点疑惑。我怎么就从四川江油的一个小村子动身，到了北京定居，甚至在北京生活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在家乡的？我又怎么从一个跟在姐姐屁股后面上学、识字的小小少年，变成自己开始写起诗和小说来的？一寻思、一琢磨，有一点人生如梦的感觉。不过，如果把我的人生看作一段旅程的话，这两个问题倒是可以并在一起，求得共同的答案。我的人生之旅就是我的文字之旅、文学之旅，而这段复合的旅程，可以用三本影响了我的书做标识。

一本是书名已经忘记的成语故事书

我在四川乡村长大，跟着比我大两岁的姐姐学会识字。那时上世纪八十年代，今天来的很多朋友都已经想象不到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了，尤其是在乡村娱乐设备极其匮乏，整个村只有一台电视，那部风靡一时的电视剧《霍元甲》开播时，电视的主人还在院子里摆上板凳，卖五分钱一张票。现在5分钱的分值都没有了，但那个时候是非常奢侈的享受，这当然是与我无缘的奢侈享受，父母是不可能每天掏出五分钱给我的。好在，几乎从识字开始，我就从阅读中得到了乐趣，虽然周围没有称得上读书种子的人，更没有谁家藏书丰厚，但任何带字的纸，都能给我相当快意的满足

很快，家里和邻居那里可看的东西都被我扫光了，我姐姐就开始发动班上的同学，让他们把能找到的书都带给我看。那个阶段，严重的阅读饥渴驱使下，我读了各种有头无尾的奇奇怪怪的连环画和武侠小说，像金庸写的小说，也读了不少《故事会》《家庭生活》《知音》之类的杂志。我就像一条“贪吃蛇”一样，所有碰到的东西都“咔咔咔”咽下去，也不管有没有营养，能不能消化。

1988年，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个巡游的老中医来到我们村，在医疗站摆下临时摊点，给人看病开药。有一天，我发现他给人包药的纸上有字，拿过来一看，上面写着一个姓叶的人的故事。这个人喜欢龙，整日摆弄和龙有关的东西，烧香、祭拜，念念叨叨。龙被感动了，下凡到了他家。别说他整个家根本搁不下龙的身子，光是龙头都快塞满了整个大厅。结果，这个人吓得哇哇大叫、夺门而逃。这个故事让我着迷，它还有个略显别扭的名字，叶公好龙。我赶紧求着老中医，让他把已经撕开的纸和撕得只剩半本的书给我，然后就看到了刻舟求剑、焦头烂额、退避三舍等等故事和故事的名字。

后来，好说歹说，我用其他纸从老中医手里把这本前后都撕掉了不少页的书换了过来。很可惜，这半本书现在已经不知道去哪儿了。但它确实让我体会到了汉语言的魅力，不止是凝练、朗朗上口的成语，还有那些成语背后的故事，那些故事体现的人的情态。

第二本书是夏目漱石的《我是猫》

1994年，我离开上小学的村子、上初中的乡镇，到了江油市第一中学读高中。要按现在的说法，江油估计只能算八线或者九线城市，开玩笑说，如果北京继续往外修环，修到100环的时候大概能修到江油。但不管怎么说，都是城市，给了我完全不一样的观感。周末走在学校门口的大街上，看着那些玻璃橱窗和店面，有些目眩神迷。不过，走出校门的时间很少。绝大多数时候，生活都以精确到半小时的刻度行进。可读的书比以前多了不少，阅读饥渴也得到极大的缓解，但仍旧以武侠小说、历史演义为主。高二时，坐我后排的一个女生很是不屑地谈起她从妈妈那儿拿来的《百年孤独》、《喧哗与骚动》，说“一点儿都不好看”。这自然也丝毫没有引起我的兴趣。

高三第一学期结束，我考了个全年级第一，从校长手里接过了堪称巨款的一百元奖学金。到了学校附近的一家书店，琢磨半天，买了一本《李白诗集》、一本贵州人民出版社的《庄子全译》。正要离开，另一个书架上一本孤零零的《我是猫》吸引了我。这个书名和它的作者夏目漱石都很陌生，吸引我的是封面上的那只猫，以及翻开来的正文第一句：“咱家是猫，不是人。”译者特别在译后记讲述了他为什么用了“咱家”这个词，因为猫对人是很不屑的，站在书店里，看了前几页，不太明白，却又为那种腔调着迷，便把它也买了下来。

直到高考结束，《我是猫》都放在我课桌的抽屉里，在备考的间隙，拿出来翻上一翻，苦沙弥的生活和他的气息立刻在周围弥散开来，那是我首次从书中体会到故事和辞章之外的吸引力，一种朦朦胧胧的魅力。 

第三本书是理查德·艾尔曼（Richard Ellmann）选编的《乔伊斯书信选》（Selected Letters of James Joyce）。

2006年，我从我的村子、我的江油来到北京九年了，完成了本科、硕士的求学，已在作家出版社工作两年，甚至结了婚，买了房，准备在一个地方扎下根来。并且，写完了一个长篇和三个中篇，认真考虑把写作这件事当成终身的志趣。这年7月，一个朋友知道我对乔伊斯的喜爱，从美国带了本旧书给我，就是这本《乔伊斯书信选》。翻了一遍之后，我深感震撼。乔伊斯的生活，尤其是《尤利西斯》出版之前，真是穷困、贫乏到了极点，乔伊斯对写作的洞悉与坚决，一定要按自己的理解来塑造世界，也真是固执到了极点。看到国内没有人出过这些书信，我决定大着胆子把它们翻译出来。

现在想起来还是挺后怕的，确实胆子挺大的。以我磕磕绊绊的英语，以我对乔伊斯生平零零星星的了解，哪怕完全放下其他写作，就干这个，也花了我两年多时间。等到译稿改定，等这些信拆分成《尤利西斯自述》《致诺拉》两本书出版，已经是2011年的事了。不过，我至今认为这桩鲁莽之举是值得的。它让我在乔伊斯身上完成了一次完整的，容纳了无数琐碎的文学教育，一次彻底的自我教育。我为什么要写作，我想从写作得到什么，我能回报写作以什么——这些问题和答案都在这次翻译中，逐渐向我显明，让我受益到现在。

这本书还带给我意想不到的回报。当我翻译的书出版时，译者简介里有我还写小说的信息。和我同在一栋楼里上班的著名作家邱华栋先生偶然看到这一点，表现出了文学兄长般的热情，他把我的几个中篇要过去，向他熟悉的刊物热情推荐。2013年，我由此得以发表第一个小说，算是正式开启我的文学之旅，也由此，才有机会在这里，和诸位分享我的由三本书标识的旅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