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为巩固西域权威并实现李广利封侯,发动两次远征大宛国。首次远征因李广利封侯的政治背景与汉军远征的后勤困境而惨败,士兵折损九成,暴露出汉军对西域地理与后勤保障的严重误判。汉武帝为挽回颜面,封锁玉门关并严惩反对者,迫使李广利留驻敦煌筹备二次西征。
第二次远征汲取后勤问题的教训,汉军携带工程器械并切断大宛国水源,最终迫使大宛国屈服。此战虽确立汉朝在西域战略中的主导地位,但代价巨大,包括属国骑兵与郡国恶少年的高伤亡,以及社会承受力濒临崩溃,导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司马迁评价此役时,强调李广利依赖赵始成等部将的贡献,认为其个人能力不足,并批评军队腐败导致非战斗减员。后世学者则结合地理与军事史视角,肯定汉军远征大宛国的历程为军事奇迹,突显高效动员与严明纪律的重要性。
对比赵破奴惨败匈奴的同期事件,汉武帝对西域的坚持进一步暴露汉朝军事扩张的双线压力。班固对比司马迁的史观差异时,虽未直接为李广利翻案,但通过军事实践视角,暗示司马迁缺乏对前线复杂性的理解。最终,大宛国屈服的战略意义与汉朝付出的惨重代价,成为汉武帝时代扩张政策争议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