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中期的争霸核心是晋楚两大国的长期对峙。晋楚争霸特点体现为克制博弈,九十年间仅爆发三场大规模战争,双方通过争夺郑、宋等战略要地扩展势力范围,避免直接威胁本土。地理因素使两国保持安全距离,而晋秦、楚吴等邻国因领土接壤更易爆发冲突。
大国竞争策略以间接施压为主。晋楚常通过操控小弟国家展开代理人战争,如晋借郑国打压亲楚的许国,楚则利用陈、蔡牵制晋国盟友。霸主地位维护依赖同盟体系,但保护远距离小弟国家常力不从心,如齐桓公所收江、黄两国终被楚灭,暴露霸主实力局限。
晋楚直接对峙时表现出谨慎态度。公元前627年晋楚隔河对峙,双方统帅以“退避三舍”试探虚实,最终通过单方面宣布胜利避免决战,凸显大国安全悖论:扩张势力范围会加剧对方不安全感,导致战争风险螺旋上升。
灭国与复国的道义成本影响争霸格局。楚庄王伐陈时以“讨逆”名义占领陈国,后因贤臣劝谏放弃吞并,恢复陈国政权。这种“灭而复存”现象反映春秋时期灭国道义成本较高,与战国时期赤裸吞并形成对比,体现文明博弈中的道义余裕。
晋楚争霸本质是资源与地缘的博弈。晋国通过保护费体系维持霸主地位,但在盟友危机时存在不作为现象;楚国则以军事威慑结合怀柔政策扩张影响力。两国角力塑造了春秋中期的国际秩序,而郑、宋等缓冲地带成为大国实力极限的天然标尺,最终形成南北势力均衡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