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员与官员的考察行动以形式主义展开。二十多天后,载满官兵的独木舟抵达灾区,两位专员大员在山顶石屋听取汇报。尽管灾情尚可敷衍,但学者们脱离实际地强调“下民饱食终日”,认为鱼液、海苔等资源已足够生存,甚至用“维他命W”“碘质”等理论为卫生问题辩护,却无视民众因饮用含黄土的水而患病的事实。
官员考察流于表面,拖延怠政。前三天以“劳顿”为由不办公,后两日沉迷赏古松、吊黄伞等游赏活动。面对洪水治理的责任,乡绅代表推诿塞责,将问题归咎于下民“懒于填土糊堤”,甚至引用诗文暗讽民众“失其性灵”。
下民群体被迫承担灾情后果。推选代表时,因无人愿直面官员,众人胁迫头有疙瘩的村民担任代表。尽管他因恐惧多次拒绝,但被斥为“利己主义者”,最终被迫妥协。这一过程暴露了权威阶层与底层民众之间的割裂,以及灾情处理中权责分配的荒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