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学的起源与基督教(耶教)的核心教义密切相关。梁漱溟提出,欧洲近代人生态度是科学发展的基础,这种态度与希腊哲学态度存在关联,但不同于孔子提倡的东方思想。希腊哲学与基督教在对待本体的认知上存在差异:前者强调人与本体的同一性,后者则主张人格化上帝观,认为上帝创造世界并独立于被造物。
基督教的核心教义包含具体天国概念,与其他宗教抽象境界不同,其描绘的天国是具象化的理想世界,暗示人类可通过努力实现无需劳作的完美状态。然而,基督教否定自由意志限制论,认为回归天国依赖上帝恩赐而非个人意志,这一矛盾促使欧洲思想转向进步主义发展观。
进步主义主张通过科学探索改造自然,培根与笛卡尔作为科学先锋思想代表,强调知识积累与自然控制能力,推动近代科学起源。这种转变源于中世纪欧洲退化背景下对基督教专制性的反思——科学成为人类建立“人国”的工具,既需理解自然规律(知识),也需掌握改造自然的能力(权力)。基督教关于人格化上帝观和具体天国概念的教义,间接为近代科学对可治自然界的探索提供了思想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