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林的隐秘危机：从首富到被限制高消费

王健林因万达集团未履行1.86亿元给付义务被限制高消费，暴露出万达债务危机爆发的冰山一角。目前万达商管总负债超3000亿元，其中1375.61亿元为计息负债，年利息支出逾130亿元，而账上现金仅151亿元，短期偿债缺口达250亿元。
这一困境源于2016年港股退市对赌失败。万达商业曾签署协议承诺2018年前完成A股上市，否则需支付400亿港元股权回购款。叠加海外项目停贷等事件，最终导致首富限高消费令的触发。2023年永辉、苏宁等企业相继起诉万达，债务压力迫使王健林两年内折价甩卖78座万达广场，其中48座核心广场以平均10.4亿元“骨折价”出售，较此前估值缩水30%。
万达轻资产转型模式困境逐渐显现。通过出售核心资产虽回笼500亿元，但失去稳定租金收入，管理费利润率持续下降。其传统以售养租模式依赖的住宅销售和融资渠道，在房地产下行周期中双双受阻，揭示地产时代红利终结的行业现实。
值得注意的是，王健林政治荣誉停滞与万达危机存在时间关联。自2017年大马城项目折戟后，其再未获得国家级荣誉，企业官网披露的权威机构授奖止于2016年。在时代变迁背景下，万达案例印证了“时代中的企业”发展规律，资产贬值与刚性债务的矛盾持续加剧。
面对商业围猎猜测，王健林坚持变卖资产而非躺平的操作引发争议。尽管其商业地产项目仍具价值，但市场风向转变与政策环境变化，使得这位曾信奉“亲近政府、远离政治”的企业家，仍需直面历史进程对个人命运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