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多领域普遍性涨价并非孤立事件,本质是支撑过去二十年低价红利的多类基础同时发生变化,成本从上游向下游传导至终端。
第一,全球化红利退潮导致全球供应链区域化,原有依靠全球稳定供应链获得低价原材料议价权的优势消失,高利润产业虹吸低利润产业产能,地缘冲突推高能源价格,成本从上游逐层传导至终端,依赖进口原材料和石油相关投入的领域受冲击更明显,最终推动终端商品涨价,终端产品能否涨价由其消费者定位决定,企业仅承担成本,差异只在于成本转嫁速度与幅度不同。
第二,土地财政收缩导致土地财政补贴退坡,过去地方依靠卖地收入补贴公共服务,将公共服务价格长期维持在低位,当前土地出让收入下滑,公共服务运维刚性支出增加,财政补贴无力维持,推动公共服务涨价,公共服务涨价本质是显露真实运营成本,从过去的财政暗补转为价格明补,多个城市已经完成调价,后续更多民生公共服务仍存在涨价预期。
第三,风险资本收紧推动过往依靠资本烧钱补贴用户的模式走向终结,资本不再承担补贴成本后,成本转嫁给终端用户。
涨价对不同收入群体影响不同,会加速消费分层,在工资停滞的情况下,持续涨价会引发预期性消费收缩,形成“居民不敢消费-企业销售遇阻-涨价保利润”的恶性循环。当前多数成本上涨最终都由最没有议价能力的普通消费者承担,市场化消费领域消费者可自由选择,而基础设施类准垄断行业涨价时,普通人根本没有投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