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信陵君救赵功绩被视为六国存亡的关键。唐顺之在《信陵君救赵论》中,从六国救亡战略屏障角度肯定窃符救赵战略意义,认为赵国是抵御秦国的战略屏障赵国存亡核心,其存续直接关系韩、魏、燕等国的安危。长平之战后,秦昭王凭借秦昭王军事扩张野心与白起军事才能,几乎瓦解六国抵抗能力,邯郸之围六国危机更使赵国濒临覆灭。信陵君通过非常手段挽救赵国,延缓秦国统一进程四十年,功绩无可争议。
然而,唐顺之亦从君臣关系权力冲突角度批判信陵君,认为其行为挑战君主权威,属“人臣执党”。荀子则提出荀子社稷之臣论,将信陵君定义为社稷之臣国家危难的典范,主张臣子应在君主失策时以非常手段匡正国难。信陵君作为拂臣君臣矛盾的践行者,虽保全魏国社稷,却因违逆君权被迫选择流亡政治避难选择,凸显战国时代忠君与卫国的复杂冲突。
历史中类似拂臣行为屡见不鲜:项羽救赵后自立为王,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现代拂臣却遭终身囚禁。这些案例表明,拂臣虽能解一时之危,却常导致君臣关系破裂。荀子理想化的社稷之臣设想,在现实中难与君主权威共存,其本质是权力与道义难以调和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