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在北宋政坛失势后,退居洛阳十五年,将全部精力投入《资治通鉴》的编修中。这一史学巨著的诞生,既得益于两代皇帝的特殊支持,如英宗设立专属书局、神宗赐名并开放皇家藏书,也因司马光对修史使命的坚守。书局享有自主选人、调用宫廷文献等特权,但修史过程中仍遭遇非议,如被诬陷拖延以贪图皇家赏赐。面对质疑,司马光以隐忍应对,坚持“宁繁勿简”的编修原则,最终完成这部涵盖1362年历史的编年体巨著。
编修《资治通鉴》的艰辛体现在庞杂的史料处理上。仅唐代部分便从800卷草稿删减至81卷定稿,耗时八年。助手范祖禹、刘澍等人为此奉献生命,刘澍更在病逝前坚持修订书稿。司马光对助手高度评价,称其耐得住寂寞的学者为“国家之宝”。
《资治通鉴》不仅是中国古代史学的巅峰之作,更成为后世研究宋代以前历史的核心文献。司马光作为历史学者的成就超越其政治身份,而助手们的无名付出与通鉴本身的不朽价值,共同铸就了这部永恒经典的史学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