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因与王安石变法理念冲突,于1070年向宋神宗提出离开京城的请求。宋神宗试图以高官厚禄挽留,但司马光坚持拒绝枢密副使职位,强调不愿妥协政治立场。此时朝堂因王安石推行青苗法等新法引发激烈争议,反对派官员如苏轼、范镇等遭到系统性打压,成为司马光决意离京的直接动因。
苏轼因反对新法被指控四年前扶灵返乡时公器私用,御史台启动跨州调查,虽查无实据却严重损害其声誉。王安石通过设立临时审查制度排除异己,阻止苏轼担任谏官。司马光痛心制度被滥用,直言皇帝偏信王安石导致朝堂失衡,宋神宗则完全倒向变法派,认为司马光等人阻碍改革进程。
邓绾事件暴露变法派为争取支持不择手段。地方官邓绾因吹捧青苗法受王安石提拔,从偏远通判骤升中央要职,引发舆论哗然。而范镇因连续上奏批评青苗法遭王安石报复,退休诏书被刻意贬损,取消所有退休优待。司马光在《范景仁传》中盛赞其坚持原则的勇气,体现反对派对政治风气的忧虑。
司马光最终赴任永兴军知军,临行前仍向宋神宗呈递奏章谏言。其晚年编撰《资治通鉴》的史学成就与政治理想形成呼应,而王安石变法引发的政治分裂持续影响北宋政局,折射出改革派与保守派在富国强兵路径上的根本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