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通过中外社会现象的类比,指出中国面临的问题并非独有。例如,外国同样存在臭虫、蚊子等问题,甚至不抵抗主义(如甘地)与极端对外政策(如希特勒)并存。作者批判西方以“公义缺失”指责中国时,承认此类道德批判难以反驳,但同时强调跨国腐败现象(如古巴前总统麦查杜资产纠纷)暴露了外国同样存在政治与财产权谋。
民国以来的总统与阔官多安于享乐,或沉迷诗画、佛事,形成政治停滞现象。古巴前总统的资产纠纷案例(涉及2500万美元扣押)虽手段拙劣,却印证了跨国权力阶层通过隐匿存款、跨国资产转移实现敛财的共性。
面对指责,作者提出“发现积极事业”的策略,如承认文化差异(裹脚与高跟鞋)的客观存在,或接纳巴黎跳舞场、咖啡店等符号化的生活方式。最终以迦勒底与马基顿的历史消亡为例,暗喻文明兴衰的普遍性,主张以更宏观视角看待中外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