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与妻子因思想分歧逐渐走向失和。托尔斯泰夫人对其宗教癖好和启蒙大众办学实践无法理解,在日记中记录丈夫将精力投入宗教研究和希伯来文学习,甚至以农民装束从事体力劳动,认为其偏离艺术创作本业。尽管夫妻感情深厚,但托尔斯泰关于上帝思想基础的论述与其夫人的世俗观念形成根本冲突,导致双方在莫斯科与乡间分居,矛盾持续近三十年。
托尔斯泰的宗教探索引发外界质疑。屠格涅夫临终前致信恳求其回归文学领域,法国作家沃居埃则批评其放弃艺术天才精神觉醒的使命。欧洲艺术家担忧其宗教信仰会引发艺术威胁论争议,认为他应专注播种精神种子而非社会改革。托尔斯泰在《我的信仰是什么》中反驳,强调传播真理是其基督徒忍辱负重精神的核心,并称艺术需通过思想之火获得新生。
最终,托尔斯泰的孤立境遇贯穿晚年。其子女因家庭矛盾对其冷淡,同时代文人亦难认同其理念。尽管他主动与屠格涅夫和解,仍被嘲讽为执着于“捉跳蚤”式的自我坚持。这种思想与实践的割裂,成为其传奇人生的矛盾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