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的历史学成就始于童年对《左传》的研读,这一史学启蒙奠定了他编修《资治通鉴》的基础。苏东坡在《司马温公行状》中记载,司马光七岁即专注《左传》,展现出卓越的复述能力和史学天赋,其“自幼至老”的读史习惯成为编年体通史创作的重要根基。
《资治通鉴》的编修背景与宋朝皇室密不可分。宋仁宗晚年的立储危机中,司马光力谏确立赵曙(后为宋英宗)为继承人。宋英宗即位后,因感激司马光,支持其开设史局并调集宫廷资源支持编史,使《资治通鉴》从私人修史转为官方工程。
王安石变法的政治背景深刻影响了司马光的学术轨迹。宋神宗继位后重用王安石推行新政,司马光因反对变法被贬洛阳。政治斗争虽终结其仕途,却为《资治通鉴》的编修腾出15年专注时间。编年体通史创作条件苛刻,既需史学功底与政治洞察,亦需脱离政务干扰,司马光的特殊境遇恰好满足这些要求。
司马光团队依托宫廷支持,整合大量史料与抄写人力,完成这部纵贯1300年、294卷的巨著。其历史学成就不仅源于个人天赋,更与宋英宗的信任、王安石变法引发的政治斗争形成的历史契机紧密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