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道的自我评价与后世史家的批评呈现显著矛盾。冯道在《常乐老字序》中自述“忠于国”,强调不欺天地的原则,认为其仕宦经历始终以百姓福祉为核心。然而,欧阳修与司马光基于宋代政治伦理,批评其“不忠君”,因其历经后唐、后晋等四朝更迭却始终身居高位,违背了士大夫应与君主共治天下的契约精神。
这一矛盾源于不同时代的观念差异。五代时期政权更替频繁,冯道将“社稷之臣”与“君主之臣”分离,主张忠于国家与百姓而非单一君主。而宋代政局稳定后,欧阳修等人将忠君与忠国捆绑,强化士大夫与君主共治的伦理标准,由此以宋代价值观评判五代人物,形成历史书写与现实需求的关联。
孟子“民贵君轻”思想为冯道的行为提供了理论支撑。冯道所服务的后唐至后周四朝同属沙陀军阀系统,其政权更替本质为同一统治集团内部权力转移。在此背景下,冯道通过维护官僚体系稳定保障民生,与宋代士大夫的“主人翁精神”形成对比,后者因政治结构稳定而更强调对君主的直接忠诚。
历史评价的变迁揭示了“历史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这一本质。欧阳修与司马光在《新五代史》《资治通鉴》中既记载冯道的正面事迹,又批判其政治立场,反映了历史书写服务于当下价值观重构的常态。这种诠释不仅关乎对冯道的定性,更旨在为宋代士大夫群体确立政治伦理规范,凸显历史叙事的现实功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