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认识他人-高平陵政变：“唯才是举”的得与失

曹操在汉末提出“唯才是举”政策，通过建安十五年（210年）的《求贤令》打破传统道德约束，重用管仲、陈平等争议人才。这一权宜之计短期内为曹魏聚集了人才优势，但也埋下隐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坚持道德优先论，认为德才失衡会动摇社会稳定性，强调“经”（恒常原则）应高于“权”（权宜之计）。
249年高平陵政变揭示了唯才是举的负面效应。司马懿通过控制洛阳迅速瓦解曹爽势力，其成功得益于曹魏政权长期忽视德才关系培养，导致人才缺乏忠诚度。曹魏重臣后代如陈羣、钟会等纷纷倒戈，印证了仅凭利益联结难保政权延续。曹操的政策虽在乱世有效，却未能建立长治久安的道德基础。
从长时段视角分析，曹魏成为三国中最早实质灭亡的政权，根源在于唯才是举政策弱化了统治合法性。司马光主张的德才平衡理论虽看似迂腐，实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根本原则。通鉴原则强调观察历史需跨越数十年甚至百年，唯才是举作为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无法替代道德对社会稳定性的支撑作用。
这一案例凸显历史教训的双重性：短期策略与长期原则需辩证看待。曹操的政策效果局限在特定历史阶段，而司马光的道德优先论则指向社会运行的深层逻辑。通过对比两者，可理解德才关系的复杂性及其对政权兴衰的关键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