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的成功与其独特的编书条件密不可分。他兼具大学者的学术造诣、对政治现实的深刻理解,以及政治斗争失败后仍享有宋神宗支持的特殊待遇,得以在洛阳以闲职专心著书。这些编书条件的苛刻性,使得后世如苏东坡等同样具备历史评论能力的学者,因颠沛流离而无法完成类似著作。
《资治通鉴》的编撰背景与王安石变法影响紧密相关。司马光通过历史典故的评述,间接表达对新法的批判,其政治立场与对民生的关注贯穿全书。书中隐含的“整溺救民象征”,与他反对变法、主张恢复旧制的思想相呼应。
“司马光砸缸隐喻”作为南宋时期流传的虚构故事,象征其政治理念中对百姓疾苦的拯救意图。这一隐喻故事的流行,反映了后世士大夫对王安石变法导致北宋衰败的批判,以及对司马光政治遗产的推崇。
《资治通鉴》的不可复制性源于多重因素:编书者需同时具备大学者编书能力、政治斗争失败后仍稳定的环境,以及统治者的长期支持。即使如明朝张居正等政治家,亦因缺乏闲暇时间而难以效仿。司马光的独特经历与历史条件,最终成就了这部经典著作的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