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司马光的秩序观-不以好恶为转移 规则正义（下）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通过选择性叙事手段，突出支持嫡长子继承制的合理性。他安排四位明确支持曹丕的角色发言，弱化曹植阵营的声音，以此隐晦表达对嫡长子制度的认可。这种史料编排技巧强化了规则正义的权威性，暗示制度应超越个人好恶。
曹丕与曹植的竞争被司马光浓缩为两个典型场景：曹植以文采获赞，曹丕则通过矫情自饰的表演（如临别痛哭）赢得情感共鸣。司马光以“矫情自饰”概括曹丕的权谋性格，而曹植被描述为“任性才子”，两者对比凸显嫡长子制度的必要性，即使曹丕个人品行存疑。
司马光进一步通过变夫人和新线英的评价深化规则正义的主题。变夫人以“无过为幸”回应儿子立储，强调制度规范而非个人功绩；新线英则批判曹丕因得势忘形，指出太子应“代君主国”的责任意识。两位女性角色的理性态度反衬曹丕的轻浮，暗含规则本身的价值高于个体表现。
最终，文本提出规则正义的本质：遵守制度不仅是工具理性，更是目的本身。司马光通过曹丕继位案例，强调规则对集体责任的约束力，反对以结果导向破坏程序正义。这一秩序观揭示，文明社会的自由需建立在普遍遵守规则的基础之上，而非仅凭个人判断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