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北排行榜39】十大消失的民国名校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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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蛋时刻】

彩蛋1：圣约翰大学的教育理念

（圣约翰大学校门旧照）

（1935年的圣约翰大学校园）

圣约翰大学的英文校训为：light & truth（光与真理），中文校训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圣约翰大学教育的成功，与其践行博雅的教育理念有很大的关联，非职业化的教育精神，也一直深刻的影响着圣约翰大学。非职业化并非指做事的不专业、不职业，而是指做事不止于专业。它强调完美人格的塑造，圣约翰大学的校长卜舫济就曾说，教育的最重大使命在于“生命之丰富”和 “性格之培养 ”。他在校刊《约翰声》中曾经撰文道：

“生命之丰富者，意为教育所以助人创世，学校所以教人为人，决非徒为谋生而设。教育应当以道德上之价值为其总枢。人类之兴趣愈多，则胸襟愈广，生命之博大无涯，渊深无极。如果减少其他兴趣，而使其专注于一种以求实用，其用固甚小，而人之生命且为之减窄。不学之人如蛙在井，以为世界如是已耳。学则其眼光之大小，随所学之程度而转移。果熟习历史、地理、文学及种种科学，则其心目中之宇宙愈广，而其生命亦愈大。否则，日从事于一部之学、职业之说，只会缩小生命之兴趣，应当置之于后。

（圣约翰大学旧照）

性格之培养者，意为超越个人物质与金钱之欲望。而提倡职业教育者虽然并非不知道教育培养性格之职能，但是他们却聚生徒于一堂，每天讲求可以赚钱之道，那么学生忖度教育价值，怎么不以银圆铜币为本位？那些函授学校之广告，更是直截了当地鼓吹何科读之可以致富、何技习之可得厚薪。这些都足以动摇学生的道德心性。如果这种精神支配了学校，那么为人之道，岂不是不外乎致富吗？学校就是一个小的宇宙。学生居于其中，务使发达其天性，高尚其人格。人与人之关系，及社会上之自觉，均应勉导之。所以，圣约翰大学教育之宗旨，在于造就学生为完全国民，使之以国利民服为前提，以克己自治为本领。其意志必高，其识见必广。并使其自知人为灵性动物，凡作一事，必令灵性满意。”

（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

把人作为目的而非手段，旨在涵养性情，完善人格，让教育与人的灵魂需求相连接，摒弃纯粹的实用主义思维，是何等见识。今日之人不禁抚卷而思。

彩蛋2：圣约翰大学的英文教育

（1897年 圣约翰书院教工合影）

圣约翰大学最成功也最为人所称道的特色就是它的英文教学。尽管当时的教会学校多教授英文，但圣约翰大学仍是英文教学全学科覆盖的先驱。1896年之后，这里除了国文课以中文讲授之外，其他的学科一律用英文教材，以英文讲授。不仅如此，学生的课间交谈，以及几乎学校里的所有的章程、规则、通告、往来公函、会议记录、年度报告均使用英语。

这也呼应了上海当时的“英语热”。作为重要的商业口岸，上海对外语人才和经济人才的需求十分迫切，大约从1860年代中期起 ，各种外语培训班与夜校就应运而生 ，据不完全统计 ，从1860年代到1880年代 ，上海外语培训班加之夜校就有36所之多。

（圣约翰大学毕业证书 英文版）

【证书内容：学生XX，在本校修业期满、成绩及格准予毕业；已达到学位要求，授予文学士学位，并给予她在本校及他处通常给予与其取得同等地位者的权利、特权、尊严和荣誉。颁证日期：1942年6月6日于中国上海。署私立圣约翰大学校长沈嗣良（英文签字），打盖“圣约翰大学”火漆印记，并打盖“圣约翰大学”圆形钢戳（内有校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字样。）】

在这种背景下，校长卜舫济提出大力推行英语教育的建议，《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中记载，卜舫济曾言 “英语教学的重要性在于：一，华人研究英文，犹如西人研究希腊拉丁文，可以增进智慧；二，研究英文，可以铲除华人排外之成见；三，华人之研究英文，可以增进东西间之情感，并可以扩张国际贸易；四，研究英文，可以使华人明了基督教事业，在培养人才，为社会服务；五，华人研究英文，至少在通商口岸已势在必行，教会学校应捷足先登。”

（1917年 校长卜舫济检阅军训学生）

对圣约翰大学推行的“英语运动”，1929年11月22日出版的《约翰周刊》如是记载：

圣约翰学生与众不同的最大标志是他们地道的英语。本校因此而远近闻名，令人羡慕；圣约翰学生也因此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毫不夸张地说，一些学生甚至发展到对中文书刊不屑一顾的地步。在本校，中文演讲往往令人厌倦，中文告示也常常无人注意。在谈话时，学生们认为他们用英语更加轻松自如，即便用中文交谈，如果不夹杂几句英文，那将是不可思议的事。圣约翰英语教学名闻遐迩。圣约翰学生都能讲一口地道的英语，当年许多洋务部门如海关、电报局、洋行以及外交部门也因此而对圣约翰的学生另眼相看，以至于社会上竟有所谓“圣约翰英语”之称。

（1920~1930年代圣约翰大学校友会场景）

圣约翰大学的校歌《光与真理》（Light＆Truth）：

Leaving the lowlands，faces to the dawning, Scaling the mountain heights, heeding not fears warning, Sons of the Orient, children of morning, Seekers of light we come!

Heirs to the wisdom，taught by saints and sages，Gathered from every clime，treasures of ages. Never closing wisdom’s book, turning still new pages，Seekers of truth we come!

Then college days done，stirred by high ambition，Armed’ gainst the foes of man，vice and superstition，Our native land to serve, this shall be our mission，So light and truth shall come!

丁光训在约大第三届全球校友联谊会致闭幕词中说到：

Johannean Spirit表现在凝聚在圣约翰的校歌里面。这只校歌对于我们每一个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许多同学接受了这样一个“圣约翰精神”。

校歌有三节：

第一节是讲我们应该做寻求光明的人，我们是“东方之子”，是“清早的儿女”，要我们攀登高峰。

第二节是要做寻求真理的人，智慧的书永远不要关起来，要翻到新的一页。

第三节是毕业之后要满怀雄心壮志，同罪恶，同迷信，同人类的敌人去战斗，为祖国服务是我们的使命。

彩蛋3：周有光先生回忆求学圣约翰大学的经历

（周有光先生）

（摘自《周有光百岁口述》 周有光口述 李怀宇撰写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当年，我考大学很有趣味。我报考了两个大学，都考取了。一个是上海圣约翰大学，一个是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可是圣约翰大学贵得不得了，一个学期就要两百多块银元，而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不用学费，所以，我就准备去南京。我的姐姐在上海教书，她的同事朱毓君听说我考进了圣约翰大学不想读，就对姐姐说:“考圣约翰大学比考状元还难，你弟弟不去太可惜了。我也没有钱，我去问我妈妈借，让他去上学，上了学以后再想办法。”她的妈妈说:“我也没钱，但是有皮箱，里面放了很多嫁妆，拿一个皮箱去当，就可以当两百多块钱。”她们家也在苏州，她妈妈很喜欢我，老太太待我很好，她的箱子放在后房，多少年也没有开过。有出戏叫《借当》，借东西来当。这样我就上了圣约翰大学。

考大学很有意思，我们那时候考大学要考六天。8点钟到，真正考试是上午9点到12点、下午1点到4点，一天六个小时。考试六天当中只有一天用中文，其他都用英文，题目多得你要笔不停挥。考试的范围早已告诉你了，学校招考的小本子写明要考什么书，不叫你猜，不同于现在考试的“捉迷藏”。

（圣约翰大学女生宿舍思孟堂旧照）

跟今天完全不一样的是，那时考圣约翰大学每年录取多少人没有名额限定，七十分及格，及格的都收，哪年没有及格的，则一个也不收。我们那一年，凡是及格的较多，宿舍不够，就把另外一些房子临时改成了宿舍。

有一个笑话，上圣约翰大学报名要照片，我的同学关照我：“你最好拍一张西装照。”因为我在常州不穿西装，土得很，也不知道西装怎么穿。到照相馆去拍照，照相馆有准备拍照用的西装，但他们也不知道怎样打领带、领结。闹了一个笑话：他们给我戴了一个领带，再戴一个领结。照片寄到上海，我的同学大笑，赶快寄回来，要求重拍。

1923年，我从苏州坐火车到上海。从火车站下来，坐电车到静安寺，静安寺再往西，就是田野了。租了独轮车到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在上海梵王渡，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那边。独轮车大概九百年前就有了，所以坐独轮车上圣约翰大学在文化上跨过九百年。古老的中国要到教会学校学外国的东西，文化历史跨过九百年。

（圣约翰大学行政楼旧照）

有趣的是，进大学第一次去报到，给我一个卡片，把我的名字打在卡片上。上面有中文，也有拉丁字母，我一看，是用上海话拼的罗马字，这是学校规定的标准，在学校每一个地方签名，都要按照这个标准。学校的管理就按照罗马字来管。这是科学管理，圣约翰的总务部是没有几个人的，管理起来好得不得了。

这件事情给我印象很深，这就是外国文化跟中国文化不同的地方。二战以后，我到美国去工作，工作的每一个环节都体会到高效率。那时，日本有一个调查团，调查美国人的办公效率，调查了几个月，写成一个报告，结论说:一个美国人可以抵十五个日本人。真是不一样，那时中国人办公的方法也远不如美国人有效率。我训练到这个习惯:做事情一定要讲效率。

圣约翰大学的专业跟今天不一样，现在进大学就要分专业，圣约翰大学是外国规矩，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都是基础课。专业分得粗得不得了，现在是根据苏联的办法，专得不得了。圣约翰大学本部只分文科、理科，医科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不大碰头。一年级不分文理，二年级才分文理。我一年级进圣约翰大学，学基础课，三面墙上都是黑板，黑板可以拉上拉下的，好多学生可以在上面做题目，数学的水平比较高。我的数学很好，一个外国数学老师就劝我：“你就学理科吧。”可是，我的同学都跟我讲：“你不要学理科，要学文科。”为什么呢？圣约翰大学有名的是文科，不是理科，到了圣约翰大学不读有名的文科，而读理科，吃亏了。我就学了文科。实际上，我当时偏重经济学方面。

（圣约翰大学课堂里的学生旧照）

可以说，大学里所有的功课都很有意义，是英美的做法。比如大学里有一本小书，客人来了可以看，这本小书讲：我们这个大学不是培养专家的，是培养完美人格，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发展成为专家。一到圣约翰大学，每一课都有课外阅读材料，常常要看百科全书，你得学会自学，学会独立思考。这种教育方法从教师来讲，并不费事，可是可以给我们一个方向。

那时候鼓励学生自学，上课的时间并不多。有时候，老师的几句话，会给学生一生影响很大。那时候的教育跟解放后苏联教育不一样，苏联教育是强迫性的“填鸭式”教育，效果不好。

在圣约翰大学，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看报，主要看英文报。一个英国教师问:“你们天天看报，是怎么看的?”我们说:“看报就看报，没有什么。”他说：“看报有看报的方法，每天看报要问自己：‘今天消息哪一条最重要?’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条消息最重要？’第三个问题:‘这条消息的背景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赶快去查书，查书是首先查百科全书。”我们按照他这个方法来看报，兴趣就大大提高。

（1929年为纪念圣约翰大学建校五十周年而建的纪念坊，正面上书“辑熙光明” 出自《诗经·周颂·敬之》“日就月将，学有辑熙于光明”；背面上书校训“光与真理”。1955年时被拆除，1992年在原址复建。）

圣约翰大学重视基础的教育，我读基础的文学、世界史，这很有用处。我进的中学是中国人办的，可是中学的世界史是英文的，世界地理、化学、物理是英文的。我们能够用英文，基础培养今天办不到，今天的中学生、小学生许多时间浪费到莫名其妙的课程上面，应当学的东西学不到，人又苦得要命。学生累得要死，搞得父母也累，睡觉都没有时间，结果学问学不好。我们的教学没有上轨道。

其实，英文很容易学好，只要你重视它就会好的。我们的英文教师都是教会学校毕业的，我们中学能用英文演讲比赛，英文不过关不能毕业。实际上是中文、英文、数学三门课放了工夫，旁的都不放工夫，好多课不用考的。那时候比较轻松而学得好，而今天的学生事件都被浪费掉了。还有一个关键，那时候中学都是住读的，没有走读生，一走读，走来走去，把精力都走光了。现在的青年苦得要命，这个办法不对，我们的教育要彻底地改变。

（周有光先生手迹）

圣约翰大学在政治方面特别注重外交，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时代，外交界都是我的同学，顾维钧是比我们早的最有名的同学。我毕业以后，人家好多次请我到外交界去做事。张允和是断然反对我参加政治，我想是对的，假如我参加政治，就麻烦了。

圣约翰大学的校园美极了。现在上海的中山公园就是我们的校园，校园里原来都是大树，外国人对园林很重视。今天来看，我们学校是规模小，园林大。

（位于现华东政法大学的韬奋楼曾是圣约翰大学第一建筑物）

【矮大紧语录】

1、圣约翰大学因为杰出的教育质量被叫做“东方哈佛”，所以当时的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甚至都同意，只要你是圣约翰大学本科毕业，直接就来读研究生，不用考。所以圣约翰大学的校友简直就是当时上海滩的精英，走到哪儿说我是约大毕业的，兄弟我在约大的时候如何如何，这个就是身份的象征。

2、圣约翰大学开始的时候是免费的，它的钱不光是教会出，还有庚子赔款在里面。大家都知道，清华就是美国退还中国的庚款建立，所以很多人说清华是美国人建的，这句话就得两说，确实是美国人建的，但是用的钱是中国人的钱。当然美国人说那是中国赔给他的钱，因为赔得确实没道理，于是就退给了中国。但是说我也别退给你了，我就办个清华大学，然后圣约翰大学也有相当一部分投资是庚款退赔的。

3、圣约翰大学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制度，叫 honour system，荣誉制度。就是由学生自己投票决定是否监考，这个事在今天想起来简直不可思议。但是考试不监考，学生必须在答完卷以后，在卷末写上誓言，“此番大考，未曾助人，亦未曾求助于人”。就是考验人品，因为在大学里不光是学知识文化，更重要的是树人。培养你自尊自爱的品德，自我的约束力和荣誉感，这是圣约翰大学的一个重要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