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中国纺织业因“花贵杀谏”陷入危机,荣氏企业荣宗敬称其为“板柜棺材件”。南通大生纱场由盛转衰,总经理木偶初因股东矛盾辞职,其创办的德大纱场也因欠款60万银元被债权人接管,后由荣氏收购。木偶初指出,经济衰退源于“外力压迫”与“内政纷乱”,呼吁商界联合逼迫政府改良内政,实现商业复兴。
同年,上海商界对曹锟政变及贿选事件强烈反弹。上海总商会成立“明治委员会”,宣布否认北京政府合法性,试图以商人政府接管政权。但此举因排斥社会各阶层参与、缺乏政治经验而遭批评,法学家徐谦称其“无知妄作”,杨杏佛批评商人“缺乏政治素养”。尽管毛泽东肯定其“干预政治第一声”,明治委员会仍因组织松散数月后瓦解,暴露商人参政的局限性。
实业界与知识界形成共识,认为政治不良是实业衰败主因。张謇、木偶初等实业家通过国事会议推动宪法草案,邝富灼编写的《现代之胜利者》将其列为经济典范。与此同时,陈蝶仙的“无敌牌牙粉”因质量优异崛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病故后由简玉杰接任,显示实业界在困境中仍寻求突破。
商人政府的尝试虽昙花一现,却标志工商界从“在商言商”转向公共事务参与,为近代中国政商关系留下深刻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