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积电的创办是台湾地区发展半导体产业的关键转折。为突破技术瓶颈,工研院计划引入跨国公司飞利浦的技术入股,但飞利浦要求独家持有技术股并主导经营。张忠谋主张技术股应由双方共享,最终通过技术授权费解决争议,并试图引入其他国际企业制衡飞利浦,但因晶圆代工模式未被认可而失败。
李国鼎推动民间资本参与台积电募资,但台湾企业家对高风险半导体产业缺乏信心。他通过私人关系施压,仅完成半数募资目标。王永庆虽入股但快速抛售股份,反映台湾本地资本与政界的微妙关系。相比之下,韩国三星依赖政府支持形成财阀模式,预示两地半导体产业路径分化。
股权结构设计体现三方制衡:台湾当局(48.3%)、飞利浦(27.5%)和民间资本(24.2%)共同出资。飞利浦通过技术授权、优先产能权和潜在控股权条款强化影响力,但其主导意图被政治势力约束。台湾地区政治势力凭借资金实力和独立立场,避免跨国公司垄断,确保台积电成为本土主导的高效企业。
这一案例显示,后进地区发展高科技产业需政治势力、跨国公司和民间资本协同,但政治主导权是平衡利益的关键。台湾通过官民洋合办模式,规避了跨国公司技术封锁和买办化风险,为产业升级奠定基础,与韩国财阀模式形成鲜明对比。